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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态已不可控,樊子盖已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圣主回来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樊子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后果难以想像,统一大业轰然崩溃都有可能。

    然而,樊子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周围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和“兄弟”,昨天才拟定的剿敌计策,一夜过后就不能用了,可见内部“敌人”之多,这仗已没办法打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如何坚守东都？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伊阙这一战如果还没开始就结束,对东都权威的打击太大,对樊子盖本人来说就是公开的“打脸”了,毕竟他这个东都留守可是货真价实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至于实际掌控的权力有多大,那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在表面上,现在就连卫府都“俯听命”,右骁卫将军李浑、武贲郎将费曜和周仲都听他的指挥,所以这一仗如果虎头蛇尾,樊子盖必定成为东都笑柄,权威一泻千里,说话再也没人听了。

    樊子盖懊悔不迭。韦云起这一招太毒了,而元文都的“顺水推舟”愈阴狠,怪不得当时杨恭仁和崔赜都闭紧了嘴巴,始终一言不,原来他们都知道这一招不仅会消耗东都的军队,还可以置樊子盖于死地,迫使他不得不“拱手称臣”,不得不把权力交出来,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配角”。辅臣当然要有辅臣的觉悟,怎么能主弱臣强,主臣颠倒？可惜樊子盖“觉悟”得太迟,现在进退两难了。

    “观公可有对策？”樊子盖也很果断,该变通的时候要变通,宁折不弯也要看什么时候,此刻与一大帮大佬正面冲突于事无补,倒不如退一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或许便能一击得手,于是主动放低姿态,再一次向杨恭仁做出妥协之势。

    这一次杨恭仁没有推诿搪塞了,手指地图说道,“有两个对策。其一,各路大军火推进,李将军猛攻伊阙口,周郎将猛攻鹿蹄山,以牵制伊水北岸叛军之主力,而费郎将则乘机率军渡过伊水,偷袭前亭。前亭是叛军后撤豫州的唯一退路,前亭若失,叛军被困伊阙,一旦粮尽必全军覆没,所以贼帅韩相国看到前亭告急,必定弃守伊阙,全线后撤,但反过来,若贼帅韩相国以重兵驻守前亭,费郎将攻击受阻,战局就此陷入僵持,则于我不利。其二,以李将军攻伊阙口,周郎将攻鹿蹄山,把叛军压制于伊水一线,以河南令达奚善意守洛水以北,以费郎将增援偃师,以裴赞务支援洛口仓,加强京师东线防御,若黎阳叛乱消息不实,则集中兵力剿杀伊阙叛贼,反之,则可兼顾京师东、南两线防御,给东都赢得应对危机的充足时间。”

    樊子盖仔细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兼顾东、南两线防御之策。他确信黎阳叛乱了,杨玄感正向东都杀来,所以伊阙这一战只能战决,若不能战决,东都必定陷入两线甚至是三线作战之窘境,兵力根本不够,因此选择兼顾东、南两线防御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最起码不至于让杨玄感从京师东线长驱直入,最起码可以给东都赢得更多的加固城防的时间。另外裴弘策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南下伊阙,反而东进偃师了,摆明了要与他樊子盖对着干,为缓和矛盾,“将计就计”把他赶至洛口仓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这实际上还是杨恭仁在郑元寿离京当天对东都防御所做调整的“改进版”,樊子盖选择了妥协接受,而杨恭仁也给了樊子盖面子,不至于让他因为伊阙一战的失利而颜面无存。

    樊子盖的选择在杨恭仁和崔赜的预料当中。

    这位寒门出身靠政绩一步步走到权力顶层的大佬,为官为人都很刚直,如果不是圣主的提携,他的仕途也就止步于封疆大吏了,而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政风格虽然有助于圣主以强硬手段推行激进改革政策,但在危机时刻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不够变通的缺陷就不好了,甚至会加重危机。这一次樊子盖如果痛痛快快地以手上的权力来换取几大势力之间的合作,就不会激化与裴弘策之间的矛盾,更不会给韦云起“落井下石”的机会。从当前形势来分析,东都最终还是要固守待援,既然固守,防守兵力当然越多越好,而若想防守兵力多,实际控制军队的几大势力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互相算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给予利益的前提是分享权力,结果樊子盖拒不妥协,于是危机必然严重。

    危机严重了,樊子盖再妥协就迟了,很多事情都不可收拾了,但他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对手,把怨恨记在别人头上。

    “既然叛军已主动撤回伊阙,而我们在伊阙战场上的目标也调整为压制叛军于伊水一线,那我们是否可以把更多主力调至京师东线？”樊子盖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

    杨恭仁和崔赜四目相顾,眼里都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阴戾,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圣主信任他的忠诚没有错,但委以留守东都之重任实在是大错特错。

    “伊阙战场由公（李浑）全权负责。”樊子盖继续说道,“河南令达奚善意增援黑石关,周郎将率军驻防柏谷坞,隔洛水与偃师费郎将互为支援,如此可确保偃师防线之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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