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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这位满怀国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平天国，其实是大清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

    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出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

    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

    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

    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  ...

    算普通匠役军丁和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务最繁的人数多十倍以上，可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

    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监把它直接扔在上不要了。

    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监为主。为了防止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

    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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