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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男人，三十出头，深蓝色夹克，袖口磨出毛边，下身是条军绿色裤子，裤脚塞在一双黄胶鞋里。手腕空着——没有表。

    “炜杰？”他走过来，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实。

    我没应声，把背包换了个肩。

    “周老板让我给你带个话。”

    “什么话？”

    他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从兜里摸出一包红梅，抽出一根，没点，在手指间夹着。“周老板说，你在红旗集市摆摊，档口位置不错。他问你，想不想换个更大的地方？”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把烟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周老板在省城有几个大商场的关系，你跟着周老板干，不用风里来雨里去，坐店里卖货，体面。”

    “条件呢？”

    他笑了。不是友好的那种，是让你觉得他知道你口袋里有多少钱的笑。“条件就是，你的货从周老板那里进，卖多少周老板说了算。”

    我摇头。

    孙海没生气。他把烟塞回兜里，双手插进夹克口袋。“周老板还说了，江城这地界，做生意不容易。一个人单打独斗，万一出点什么事，没人帮衬。”

    这话不是商量，是告示。

    他看我五秒钟，见我没回话，转身走向吉普。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吭哧了两声才打着，排气管喷出一股浓黑的烟，从我脚边漫过去。

    我站在那儿，看着吉普拐过街角，排气管的声音一点点远去，最后消失在老街那头。

    我上楼，开门，把包扔在地上。

    屋里没开灯，天还没黑透，但光线已经暗了。站在屋子中央，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叠毛票。十六块八今天的全部收成。

    把钱掏出来，数了两遍，塞回口袋。走到窗边，推开窗——老街的路灯亮了，昏黄的一盏，照着底下走来走去的人影。对面杂货铺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放《渴望》的主题曲，毛阿敏的声音飘上来。

    孙海知道我的住处。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传话，是摸底。他们知道我在哪儿住、在哪儿摆摊、坐什么车回来。下一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请吃饭。

    我离开窗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箱子里是我全部的家当——还剩七百多块，分三摞用橡皮筋扎着。我把钱拿出来，分成四份：两百塞回箱子，推进床底最深处；两百卷成筒，塞进墙缝里，用一张旧报纸糊住；三百揣进内衣口袋，贴着肚皮；剩下几十块零钱，留在裤兜里日常用。

    做完这些，坐在床沿上，盯着地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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