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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辅臣们的建议下，朱常洛登基后不久连下三大诏书，成为了其在历史上的绝唱。

    第一道诏书，朱常洛下旨罢免了派往全国的矿监和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行为。

    这道圣旨一出京城的文官们是欢呼雀跃，他们与万历皇帝因为矿监和税使的事情斗了这么些年，终于被朱常洛给废除了，将那些担任矿监、税使的宦官们悉数调回京城。

    李宏宇对此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暗中苦笑，他实际上是反对撤除矿监和税使，因为如此一来皇帝的内库就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以后遇到事情的事情内库如何调拨款项。

    至于大明户部的国库，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应对突的天灾**，只能依靠皇帝的内库去赈灾济难。

    伴随着矿税的废除，那么势必有一项大明的税收会增加，否则如何来维持官府的正场运作？

    明清时重要的税赋有两种，一是农税，二是商税，商税与朝中的文官集团关系密切自然不可能增加，连万历皇帝对此都无可奈何。

    因此，随着泰昌帝废除了矿税，那么朝廷势必要以农业税来填补，而大明缴纳农业税的人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无疑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

    泰昌帝的第二道诏书与军队有关，以万历皇帝遗诏的名义，内帑数百万两来犒劳九边将士，使得军心大振，皆大欢喜。

    李宏宇对此唯有摇头苦笑，内帑的银两并不富裕，泰昌帝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银子来犒劳边防将士，这么大的一笔资金窟窿要如何填补？

    因此，在李宏宇看来这道诏书虽然看似安抚了边防将士，但无疑间接加剧了农业税的征收。

    至于泰昌帝的第三道诏书，则与内阁有关，由于内阁只有方从哲一名阁员，故而泰昌帝增选了几名阁员，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原内阁辅、东林党魁叶向高的回归。

    而且，令李宏宇感到震惊的是，泰昌帝增选的这几名阁员皆来自东林党。

    例如礼部尚书何宗彦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礼部右侍郎韩爌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翰林检讨刘一燝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三人皆为东林党人。

    如此一来，内阁辅方从哲的日子就变得不好过了，何宗彦等新任阁员的资历不如他，他现在尚能镇得住内阁的场面，可一旦告老还乡的叶向高回归京城，那么他在内阁中就将彻底丧失话语权。

    李宏宇原本以为泰昌帝启用东林党人只是为了制衡朝中的齐楚浙三党，不过在得知了内阁阁员的任命后知道他高估了泰昌帝，泰昌帝这是准备用东林党来压制齐楚浙三党，而不是相互间的制衡。

    值得一提的是，叶向高在泰昌帝当太子的时候是詹事府的正詹事，换句话而言叶向高是泰昌帝的开蒙恩师。

    这也怪不得东林党人在福王与泰昌帝争位的时候要死保泰昌帝，正如李宏宇与朱由校的关系一样。

    假设以后朱由校与朱由检争位，那么李宏宇阵营的官员肯定会全力支持朱由校了，而朱由校自然也会将李宏宇阵营的官员当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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